贵在心悟 守旧无功
—郭子绪书法选序
杨仁恺
为书画家作品集撰写序言，较之一般自写文稿难度要大。由于前者出于被动，后者发自自愿，两者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的缘故。这些年中，国内外友人和出版界时有委托承担这方面的任务，自知简陋，惟恐有负雅意，婉言推卸者有之，但出于各种特殊原因，欲罢不能，明知能力不逮，仍当勉力以赴。此种矛盾心理，惟当事者知之最深。
在一个月以前，南游归来，带回一堆任务，计划两个月之内交卷，中间适逢春节，兼之各种会务不断，原计划将成泡影。正当此时，郭子绪同志来访，携有历年作品彩照百余幅，大饱眼福。承告知三月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特展，与此同时，辽宁美术出版社将编印大型书法选集，向国内外发行，为之庆幸不已！最后，子绪向我提出为选集撰序，鉴于沈鹏同志与子绪过从甚密，有过于我，并曾为其书法选集作序，还有专文对子绪书法作品做过精辟的分析，驾轻就熟，必能优于为之。此议未获应允，因就国内书界同仁对子绪所作的一系列评价以及我的一点体会，试作综合叙述，表达我的一片心意。
毋庸讳言，我于书法一道，严格说来，只不过一知半解，更无临池研究功夫。由于职业和工作原因，对眼前事物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之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即所谓美学观和技术观，当然还不成熟，却总在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确属事实。
就书法艺术而言，并非任何人用毛笔一挥，信手涂鸦，就可以称“家”的。其中必须具备一系列的先决条件。对此，今天书法界已有所论列。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的要求不外是从作品的气韵、情趣、风格、意境，具体到章法的分行布白，以及每个结构的横、竖、撇、捺等点书的组合，说也简单，实践起来，殊非易事。譬如一个小小的银球(乒乓)，谁都可以执拍对垒，大显身手，全世界健儿为之付出不知多少的精力，如欲获得冠军，难于登天。书法创作也只
是一管笔，用来与银球相较，固然有比拟不伦之嫌，究其原理，却有共通之处。因此，使大家悟出一个道理，即天下事物尽管千差万别，探究起来，终有相通之点。书法固属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当它还未进入艺术领域之前，只能是社会上交际的工具之一 ，如果作为艺术创作，则属于另一范畴。今天，还有一些人对两者不同的内涵，尚存在含混不清的认识，致使书法艺术蒙尘，外国友人竞谈什么中国十亿人中，有两亿以上的人是书法家，真乃是天大的讽刺!
话已离题，作为开场白，未使与序文不能关系，趁子绪书法选集问世之际，抒发一点感慨，回过头来评介其多年对书法艺术执着的追求，也许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于绪作品的理解，亦未可知。
我在二十年前与子绪相识于沈阳，最初印象是一位沉默寡言、深思好学的年轻朋友，接触到的第一幅作品是隶书，临《衡方碑》，颇有才气，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至今未忘，据告从霍安荣先生学隶书，很少因袭痕迹，即此一端，足见子绪对师承和传统不是一步一趋，有他自己的见解，后来在国内外历次展出以及若干出版物中，随着岁月的推移，作品面貌日新月异，进一步说明他不断地在探索前进，而且到近一两年来，已逐渐形成自己的风貌，崭露头角。沈鹏在《郭子绪书法选》的序文中说得中肯，
“……在他身上创作过程与探索精神合二为一，主观激情与作品神韵合二为一。”正是如此。
《中国书法》编辑部举办“郭子绪作品讨论会”，邀请少数书法家、理论家对其创作进行座谈，此种面对面的讨论形式，值得提倡，可收到良好的效果。子绪的开场白颇见胆识，要求真实，照录原文：
“去年(一九八七年)获知《中国书法》要搞书法批评，我很高兴。当今报刊上，凡评论书法，唱颂歌的多，说缺点的少，这样没好处，特别是对读者没好处。而今天《中国书法》的这个举动，对书法界、书法事业有好处，对个人也有好处。我从事多年的书法创作，探索了多年，特别需要听到反面意见。有的作品自己认为不错，而听到反面意见后，则很有启发。但毕竟反面意见太少了。”
作为求进取的作者，子绪的心情，值得欢迎，开了一个好头。会上发言的有张道兴同志，指出对子绪的作品总的几点印象，颇有同感。如“在个性强化上把握的好……这是他的优势。……对自已有极为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个性得到强化；其次是环境使然，当今美术界呈现的‘多姿、多采、多变、多向、多样’的景象，在书界同样有所表现，……子绪的追求，正是在这种倾向下发生的。只是他的表现更加突出而已。”张道兴还提到子绪“很善于把客观的东西很理智地强化到主体中来。因此，他的作品总是随心所欲地表现自我，让人感到极有心计。由于这种理性，他总是不随波逐流，能保持上升的趋势。”此语有一定的深度。还使我肯定的是， “尽管他(子绪)的作品面目新，个性强，但都未跳出民族的审美习惯。因此，又让人同时感到‘很传统’。此点颇为重要。子绪用自己的书法艺术实践，科学地呈现出承继发展传统的辩证关系。
子绪潜心书艺，并非专事临池，铁砚为穿，从汉帛书、竹简、六朝北魏诸碑以及西晋《平复帖》、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颜真卿《祭侄稿》、《争座位》、怀素《自叙帖》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诸名作中取精用宏，不为法缚，自出机抒，这才是历代名家所走过的道路。前人对那些食古不化，自名书家者，赐以“书奴”之“美”名，并不过分。
至此，应该对书法艺术提出更高一层要求。已进入艺术境界的书家，特别要注入真挚的激情，以及文学、音乐、诗歌、美学的素养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正如沈鹏同志称郭子绪的作品为“古雅之中天趣益发，气机流宕，”从而产生“格高韵足，令人回味”的艺术效力。
回头再说部分书家和评论家对子绪作品的评价，有些论点值得转述。如孙世昌同志在沈阳电视台文艺专题节目《北国清音》中，对子绪小楷书唐王勃《滕王阁序》、宋范仲淹《岳阳楼记》等六篇古文、共两千余字书于一幅纸上，“作者历时八个小时，一气呵成。其书沉着坚凝，奇宕潇洒，真率自然。运笔全力以赴，沉着痛快，堪称铁笔凿石，入木三分。”我除了对子绪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受感动之外，尤其是那种“真率自然’’的素质和修养，至为钦佩。如果作者本人对书法没有真挚的激情，以苦为乐的情操和达摩面壁的精神，要想完成如此艰巨的创作任务，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行书《郑燮七绝》一件，有人认为是子绪具有代表性的基本风格，我则以为它与《宋人词》、《四言联》诸作一脉相通，而《光风霁月》扇面，形式虽异，笔墨情趣均属一致。在欣赏草书《饮中八仙歌》时，大家意见较为分歧，原本正常现象。我则以为子绪创作投入全部热情，狂度不减张旭、怀素和杨凝式，是真情的流露，奔放激宕，元人杨维桢亦当退避三舍。倘使作者重书此幅，必难臻此佳妙。此正是艺术真谛的所在。
一个成熟的书家，无论专擅何种书体，或兼长诸法，但必须具备另一个成功的条件，应当是“返璞归真”，子绪本人已留意及此，而且躬自实践，这一点是可贵的。“返璞归真”与“炉火纯青”是同义语，它与“故作姿态”绝对相反，此中大有雅俗之分、精粗之别，不可不察，子绪草书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唐刘禹锡《陋室铭》以及若干少数字诸作都是朝着淳朴方向用力，逐渐连到归真之路，有心人通过这本选集的欣赏，会对此有或多或少的察觉。
近几年报刊上先后发表怀古《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吴域《江山代有才人出》、张海龙《真率质朴，不事雕饰》、王延才《走自己的路》诸文专题欣赏和分析子绪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但未见涉及子绪善画梅一事，而且有金农，罗聘师徒的清丽秀意以其曾在鲁迅美术学院肄业，已有一定的造型基础，兴之所至，偶尔挥毫，耐人寻味。至于大家对子绪书法作品的评价，从中揭示出作者的真实面貌，既指出其优点，自愿加以发扬，也看出某些缺点可以进行分析，但作者必须要有自信，一定能够正确对待荣誉和克服弱点的。正因为有自知之明，才能坚持不断向上的势头，日新又新，永葆青春。
子绪出身贫苦农家，自学成才，深知学问之道，刻苦自励转益多师。当本人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声誉，并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中国书画电视艺术学会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委员、河北青年书法篆刻导师等职；作品参加过国内外各种书展，被六十余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他的名字被写入《中国书法史》，一些作品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卷》、《中国古今书法选》、《中国现代书法选》、《国际书法展作品精选》、《中国现代书法人名词典》三十余部书画册，以及发表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上，并与四十余种书刊题字。所有的活动，都增加了子绪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但并不因此而骄傲，相反，虚怀若谷，总想为社会多做一点工作，于是主办了辽宁画院高级书法研究班，聘请国内知名中年专家任教，亲自主持教学，编排课程，通过示范、放映录相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教学措施，使从省内外招收的数十名具有一定基础的学员水平显著提高，更上一层楼。辽宁日报石庆寅记者为此撰写《书法教学新探》的专题报道，认为是一次可贵的尝试。六十多位学员中，也分别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和心得文章，说明当前爱好书法艺术的年轻人，需要有名师指点，少走弯路。子绪廓然而大公，高超的胸怀，当然会受到社会上多方面的嘉许。
清代著名文史学家赵翼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之句，道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至于何时出现，却要结合历史的具体情况而定，不以个人的主见、愿望和意志为转移。都必须经历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过程，这是书法飞跃的现实。子绪深明此中道理，从此更愿奋勉向上，把荣誉化为推向高峰的动力，时刻不忘加深多方面的素养，愿各自相互砥砺共勉。说到此处，使我想起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的一句名言，他在所著《经学理窟》中有“贵在心悟，守旧无功”的卓越论点，虽不是为书法艺术立说，但道理确是相通的。而且子绪二十多年来在从事书法邻池和创作的道路上，似其之有默契之处。
（杨仁恺，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眼”。杨仁恺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