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绪的“味道”
于明诠

        “味道”这个词，造得真好。凡某种事物，只要担得起这个词儿，就不寻常了。出门看景致，看来看去就是看个“味道”，山川河流，树木草虫，哪里没有？也就是味道不同罢了。也有人不关注味道，喜欢“到此一游”，也没什么不好，拍拍照、散散心，时过境迁之后，回忆起来也有个念想。只是“品”不出味道的游逛，多少又少了点什么。是否在乎其中这点“味道”也大有说头，在乎呢，就往往忽略了景致的名声大小，寻常的山川花草里边未必就少“味道”，而且越是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寻常事物里，便越有着不尽的“味道”。
        书法家郭子绪先生当年有个斋号“三十三株梅树山庄”，好美好雅好阔气，我有一天便问他这雅号的由来，他说当年住画室在十二楼二十一号（12+21=33），早、晚、周日电梯上锁，进出都要爬一百七十六级楼梯，楼道里黑乎乎的，为了让自己的心不烦，他就努力想像着自己每天仿佛行走在一片梅树林里，花瓣红的粉的，真真切切好看着呢！不知不觉就到了三十三株梅树山庄。他一生喜欢画梅花，如金冬心一样画梅成痴，便有了这个幻觉吧。于是，这楼梯这画室便因此有了些“味道”，其实也不是楼梯，楼梯哪里没有，漂亮十倍百倍的楼梯也不鲜见，但没有这样的念想和称呼，是这个念想和称呼有“味道”。再其实呢？是郭先生他这个人有“味道”，住在大别墅里，周围又种梅花又种竹子的大户人家，也不稀奇，若题个“梅园”“凤池”什么的也不算不切题，可是味道呢？比比郭子绪先生，仿佛少了些什么。少了什么呢？无非少了主人心里边那点“味道”而已。所以，物事能否有味道是因为人，人有否味道是因为心，心里有了，眼里看的，耳朵里听的，也就都有了。
        说一个人的作品，也是同样的道理。郭子绪先生的作品，就是很有味道的。他的字，结体由着他自己内心驱遣，满纸“任性逍遥”，点画曲曲弯弯仿佛一个人悠闲地在山间小道上独自倘佯，小花小草自由地生长，看似寻常却一步一景致，看惯了名山大川以名气大小论取舍的游客们自然是看不懂的，喜欢天安门前看仪仗队正步走的中小学生们也是瞧不惯的，看来看去，觉得郭先生这种步伐姿态实在没有“视觉冲击力”，没劲。郭子绪先生出道很早，八十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套现代书法丛书，很薄很薄的小册子。编辑所选的大部分是过世的书家，少部分是在世的则绝对是书界大腕，如启功、王学仲、魏启后等，里面就有郭先生，那时人美出本书，编选可是十分严格的，现在想想郭先生那时也就是五十岁上下的样子，称得上是卓然名家了。但郭先生也是最早一代流行书风的代表人物，也是八十年代末吧，周俊杰与河北某位理论家真刀真枪地就流行书风问题杀砍了好多回合，指名道姓批判了三位流行书风的代表人物，郭先生便是其一，另二位好像是王镛与王澄。印象中，那场恶战的结果，还是周先生推扬的流行书风占了上风。郭子绪先生平时说话慢声细气，字写得有个性，脾气却柔和。面对那劈头盖脸的批评，自然是宠辱不惊，郭先生并未有辩驳文字见诸报刊。可到了2002年，流行书风突然间遭到了灭顶之灾，人人口诛笔伐，许多报刊头版赫赫然整版的文章，什么“违背党的文艺方针，不符合二为方向”了，什么“人民群众不买你们的账”了等等，帽子大得吓人。某天晚上，胡传海电话里告诉我，别写你那文章了，多跑码头挣钱吧，有些文章是很坏的，我们压着不发，真发出来，你们当中某些人要“坐牢”丢饭碗的。我后来也就不写那些辩驳文字了，何苦呢，咱豁得出来，可上有老母，下有妻儿，算了吧。尽管实在看不惯那些“转舵”、“反水”的恶心嘴脸，可还是闭上自己的臭嘴图个平安吧。可当时已届耳顺之年的郭子绪先生却毅然站了出来，在《书法报》上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文章，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我还记得，大意是：为了心中的艺术圣境，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愿意为此探索一生，甚至不惜生命！有趣的是，跟着又追问了一句：你们（反对探索者）敢吗？这一问简直太有“味道”了！真诚得如孩子般的天真。这便是“真”，是“赤诚”！他是一个真正配搞艺术的人。
        2003年韩国第四届世界书艺双年展，我们一行十几人去汉城，我一路与王友谊先生同行，我睡觉打鼾颇有些名声，王先生体弱多病，不敢与我“同房”，我正十分抱歉的一筹莫展，徐本一先生过来问我，你怕抽烟吗？你若不怕和老郭去住吧，此建议正中我之下怀，赶忙调换。我忙向郭先生解释自己睡觉打鼾厉害，郭先生微笑着说不碍事的，我们俩因此就有了异国他乡同居一室的经历，每天晚上聊艺术聊人生，睡得很晚。郭先生烟抽得果然很厉害，他不抽烟卷，而是抽自已卷成“大炮”，晚上抽完最后一支烟，再卷下几只放好，以备第二天在被窝头上再抽。我气管不好，但极力忍着。后来郭先生看出来了，每天早起来就到走廊里抽，我看到十分不好意思。那次活动，来回路费全由韩方出，我们报销了来回路费，全是韩币，买什么呢？郭先生就建议我买韩国的相机，质量好，还便宜。王友谊先生说他自己在家里搭了摄影棚，作品全是自己拍照。郭先生自告奋勇说自己懂，业余喜欢摄影，于是我们就一起去买相机。他们二位陪我转了好几家商店，终于买到了一架高档的“二手货”。谁知这东西更新换代太快，现在全是一水的“数码”，胶卷也没处买了。这相机我买回来一次也没用就搁置起来，成了那次活动的一件纪念品了。忽然记起石开先生当年写的一篇小文，说看到郭子绪先生作品集的照片不好，模糊。郭说，“朦胧美”也不错。十分有趣。
        郭先生早年命运多舛，因家境贫寒，大学鲁美（他最喜欢的绘画专业）没读完就辍学了，后来当过工人，当过山村教师，历尽磨难最后到辽宁画院做了专职画家，算是终于修成了正果。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展览，十分轰动。那时美术馆为活人办个展比较少，不像现在，走马灯似的，开幕式结束就没有人看了。郭先生那次个展包括研讨会对当代书坛是有很大影响和冲击的。从此，他的书风得到真正的确立，并且某种程度上说引领了时代风气。他本人也从此担任全国各大展览的评委，被书法家们所追棒。然而就在他人生大红大紫的关键时刻，他却陡然隐身，慢慢淡出了当代书坛的视线。九十年代中期，他孤身一人到粤北一个偏僻的小镇上，过起了隐居生活，一呆就是八年。有一年我到广东“跑码头”，在一次笔会上巧遇郭先生，那天我们都很高兴，喝了很多酒。我借机向郭先生求字，他问我写什么，我说就写您那副最得意的对联“随缘放旷，任性逍遥”吧，我知道这幅对联他写过多次，其中的深意正是他人生与艺术的真实写照，果然是写得精彩！其实他那时已经进入了醉态，后来在赠我的一本作品集上题字——“明诠兄，我喝醉了，醉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了”。第二天，我告诉郭先生昨晚上为我写的对联太精彩了，他竟一脸的茫然：“昨晚我写什么了？我全忘了。”那几年，郭先生独自一人远离灯红酒绿，也远离书坛的鲜花掌声与追捧，与山花鸟树相对，与清风明月过从。读书挥翰，有过精神的狂欢，也有过病魔折磨的苦痛。经过了那些日子，他的肉体与灵魂仿佛重新获得了一次涅槃和新生。近年，他迁居京城东南一隅，仍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偏僻所在，去年我去看他，电话里郭先生反复描述路线，我和出租车师傅还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虽然五环边上，可周围全是农民的庄稼地，秋收夏种，瓜田李下，简直就是京城的桃花源。近日，年届七旬的郭先生送我一本他刚刚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书法创作论》，洋洋十余万言，条分缕析，把最说不明白的“书法创作问题”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与阐释，一气读完，十分信服。当下书坛，创作与理论“两张皮”的现象愈益严重，擅长创作者不擅长写文章，而擅长写文章者又不懂创作，往往下笔万言却不着边际。郭先生此书的出版，某种意义上说，还真填补了这个空白。已届高龄，身体又不好，创作之余，又为书坛奉献了这么一部真知灼见的著述，郭先生真大隐之士，岂是那些天天“炒作”“钻营”者能望其项背的。
    记得郭先生有一段谈创作体会的话，这样说：——“落花随着流水逝去了，月亮又从东山升起，当我把人生看明白的时候，我的艺术因此而沉静、清丽了。然而，这究竟是疯狂后的沉静，还是沉静后的疯狂，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真实感觉召来的迷醉，我想这就是艺术创造，理想变成了现实，昔日的梦幻，如今更为迷人。”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是郭先生平和散淡外表之内那烂漫、热烈、丰富的诗人情怀。我曾在一篇谈当代书法创作流派与格局的文章里，把郭子绪先生列为“新文人派”的代表书家。在今天，“文人”不是头衔，不是身份，更不是某种职业，而是一个人的气质与心性，甚至是一个人的血性，就是看看他的血管里是不是流淌着传统的文人如李白杜甫陶渊明他们那样型号的血液。